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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老舍《四世同堂》中的三类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7-02-02      文章来源:lunwen5u.com

内容摘要: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刻画了以大赤包为代表的悍妇女性形象,以韵梅、高第、尤桐芳等为代表的理想女性形象和以招弟、胖菊等为代表的时髦女性形象。老舍通过这三类女性形象赞颂了女性身上善良、坚韧的品性,批判了女性身上的虚荣、堕落、乖戾的性格。老舍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显示了他趋于保守的女性观念。
关键词:老舍;《四世同堂》;女性形象


 引言 
        “我怕写女人:平常的日子见着女人也老觉着拘束……在后来的作品中虽然有女角,大概都是我心里想出来的,而加上一些我所看到的女人的举动和姿态……《赵子曰》中的女人没有露面,是我诚实的地方。”[]72“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附笔……不敢大胆写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两性间的问题。”[1]177这是老舍的自我总结,号称“怕写女人”[]11,回避爱情,避讳“两性间”的问题。甚至有人也认为:“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不写女人。”[]82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老舍创作的整个动态的过程,从老舍塑造的各色各样的的人物形象中,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笔下的塑造的女性形象占据了很大比例,她们在现代文学史上闪耀着独特的、璀璨的光芒。尤其老舍在其长篇巨作《四世同堂》将女性形象塑造的既鲜明又独特。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展示了我们民族英勇抗战,生死攸关的八年抗日血泪史。《四世同堂》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涉及十七八个家庭、一百三十几号人物,几乎包含了整整一条胡同的住户,其中女性形象占了很大的比重。从作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从他塑造的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中领悟其女性观念,这些女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老舍赞赏有着善良、坚韧这样美好心灵的理想型女性,鄙弃专制、苛刻、尖酸、霸道的悍妇型女性,嘲讽看似时髦,实则虚荣、堕落的所谓时髦女性。他使我们了解到,平时的弱者,在面临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两极分化,一部分虽取得暂时小利,但终将被无情的冲刷,以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另外一部分虽历经磨难,饱受摧残,但她们终将苦尽甘来,结局圆满。这些女性形象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绝不亚于甚至超过了作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正如德国学者凯茜在她的文章中所说,“我对老舍的自我表白的权威性表示怀疑:与他佯称自己作品的女性形象是不那么令人信服的;相反,我认为他对于女人的描写是成功的,是值得称颂的。”[]
        我们大致可以将老舍《四世同堂》所刻画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一悍妇形象,如《四世同堂》中的霸道、尖酸的大赤包。二是时髦女性,如《四世同堂》中的虚荣、堕落的瑞丰妻子胖菊、招弟。三、理想女性,如《四世同堂》中的善良、坚韧的韵梅、尤桐芳、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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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悍妇形象:封建礼教下传统女性形象的偏离
        悍妇型女性是老舍笔下值得关注的一类女性形象。虽说她们的身份,地位,家庭,背景,经济实力等有许多不同,但是仍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她们都与传统温柔贤惠的贤妻良母相反,这些女性具有凶悍泼辣,蛮横无理的性格,做不守妇道,辱骂公婆的行为,还具有很强的控制丈夫的欲望,言谈举止、人际关系、经济大权,都凌驾于丈夫之上,随心所欲地驾驭、控制丈夫;或者把丈夫像自己的所有物一样拴在腰里,呼来唤去,或者将丈夫踩在脚底下呼风唤雨,但是她们算不上是西方所谓的“女权主义者”,也不能说是任何意义上的现代女性:她们既不像现代的女性具有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个性追求,也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现代意识,甚至缺乏时代意识和社会意识。她们的行为既不算反叛传统礼教的和传统世俗,也谈不上挑战男权社会。她们的行为既不是对旧时代的反叛,也不是新时代的顺从。这些女性以自己为中心,率性而为,只听从自己的内心说话做事,并且也要她们的丈夫、家人、乃至周围的人也都得听从他们的安排,按照她们的要求说话办事。如《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四世同堂》里的大赤包、《正红旗下》中的大姐婆婆等,她们的泼辣、大胆不仅仅在于语言,还在于她们的存在给别人造成了压迫性的威严和压力。作为女性,她们何尝不是在“捍”卫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不惜做出伤害别人、卖国求荣的行为。但大体看来她们并没有越过传统女性的概念范围,只不过是其形象的偏离而已。也就是说,她们的内心受到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束缚其实是要比一般的传统女性多,而潜意识的欲望更多,反抗更强烈,所以才要比传统女性表现出更多的“悍气”来争夺欲望的果实。对于这类悍妇型的女性形象,老舍表示了极大的鄙弃,他用漫画般的笔法描绘出她们丑陋的外貌,借以隐喻其内心的丑恶。如写虎妞“虎头虎脑”,“一对大虎牙”,“像个大黑塔”,“鼻子纵起些纹缕,“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像拔去毛的冻鸡”,“黑红,加上半残的粉,与青亮的灯光,好像一块煮老了的猪肝”,“红袄虎牙的走兽”[]……分明有丑化虎妞的倾向,将之男性化、飞禽化、走兽化,突出虎妞对祥子的侵略和占有。而大赤包,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那岁月无情地留在她脸上的皱纹以及无论如何往脸上涂红抹白也遮不住的雀斑。在《四世同堂》中作者描绘了一个著名的悍妇形象-----大赤包。她是一个比起男人比男人还蛮横的女人,也是一个比男人还具有“悍”气的女人。她卑鄙无耻,欺压良民,甚至陷害无辜,逼良为娼,最可恶的是她欺软怕硬,对日本侵略者,献媚讨好,点头哈腰。在家里,她是一个如男人般的泼辣女人,在家里想骂就骂,想动手就动手,像个女皇上一样的专制,把丈夫和家里人都踩在脚底下,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她随心所欲地欺负尤桐芳,甚至对于丈夫冠晓荷,也是如此,丈夫常常被她骂得狗血喷头。她的喜怒哀乐都是随性而为,阴晴不定。那魄力和架势像极了女皇上。“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四世同堂》)她认为自己有了“所长”这一“高贵”的身份,就有权教训和使唤所有的人,“我是所长,一家子都吃着我,喝着我,就得听我的吩咐[6]。”(《四世同堂》)此外,她还爱慕虚荣,贪图享乐。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难之际,她为了换取自我保全,给日本人当走狗,不管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她都干。更让人气愤的是,她为了让日本人给她当靠山,她居然处心积虑,怂恿丈夫冠晓荷去陷害无辜的钱默吟老人,最后致使老人家一家家破人亡;为了享受荣华富贵,她用尽心机地从日本侵略者那里获得了一个妓女检查所所长的职务,她借此名堂,逼良为娼。其后,再敲诈妓女们的钱;更丧心病狂的是,为了贪图享受,保自己周全,她居然亲手把二女儿招弟作为一枚棋子,或者说作为礼物和诱饵,活活送进了流氓恶霸李空山这个无底深渊,以致毁了女儿的一生。可悲的是,像大赤包这样的现象,不是个例,她还后继有人,如下文将会提及的胖菊子、冠招弟等。她们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竭力地尽自己的一份力,努力得使摆脱国破家亡,被践踏的命运。反之,她们为了自我的利益不择手段,甚至像大赤包一样牺牲自己的亲人,甚至认贼作父,有奶便是娘。她们虽然暂时获得利益,但是她们作为没了灵魂的行尸走肉,生活对于她们而言已经失去意义。她们也只能是得过且过,终将在声色犬马和随心纵欲中走向毁灭。在大赤包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中,我们可以看出,既有对“女人当家,房倒屋塌”的诠释,也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两者相得益彰,将作者的女性观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此外,作者也借此告诉我们,有国才有家,一个人如果不爱国,想着卖国求荣,那么,即使她是女性也是绝不可原谅与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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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想女性:抗战中沉默而坚韧的火山
         与大赤包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同里的其他女性。随着战争的到来,她们平静的生活受到了粗暴地干涉。可是,她们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勇敢地迎接战争,迎接另样的生活。
         大量的理想女性形象在作者的笔下被塑造得栩栩如生。在这些理想女性之中有一类传统女性。这类女性始终以家庭和丈夫为中心,善于处理家务,文化程度不高,没有个性意识,更没有女权观念,但在心理上她们都具有浓烈的母性的特质。她们安分守己,温柔敦厚,忍耐顺从,为了家庭和丈夫委屈甚至牺牲自己。在《四世同堂》中,老舍由衷地赞美了韵梅这一个女性形象。她虽然“识字并不多,而且一天到晚不是讲孩子,便是谈论油盐酱醋”[1]5,但是她性情温和,勤劳,朴实,富有爱心,任劳任怨,以家庭为中心,相夫教子,操持着全家十口人的生活。明知道丈夫瑞宣不十分喜欢自己甚至看不起自己,自己也因文化水平的限制对丈夫的某些想法无法理解,但却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他,为他生儿育女,维护他的尊严和决断,期盼得到丈夫及家人亲友们的认可。“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份和地位———她必须叫公婆承认她是个能干的媳妇,叫亲友承认她是个像样的祁家少奶奶,也叫丈夫无法不承认她的确是个贤内助。”[1]256“她默默地奉献着她的爱,不要求感激,也不多心冷谈,她的爱丈夫的诚心像一颗灯光,只管放亮,而不索要报酬与夸赞。”[1]213在战乱中,就是这样一个柔弱的女子,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子使得全家人信赖她依靠她,告诉世界,中华民族是不会屈服的!由此可见这似乎是一个年轻女性在情感上的正常需求,但是一个类似于母亲般的角色的永无止境的忍耐与付出也映入读者的眼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韵梅身上的品质代表的就是中国母亲的品格。人们历来喜欢歌颂母亲,吟咏母爱。在人们的心中,母亲代表着不求回报的付出、宽容与博大的爱。“母亲的影响无论是对男孩还是对女孩都是很大。”[]168-170荣格曾说,“在每个男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女性特质”,他将其称之为“阿尼玛”[]。另外林语堂也在《中国人》中讲到:“中国人的心灵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女性心态,事实上,只有‘女性化’一次才可用来总结中国人心灵的各个方面。”一般来说,母亲对于男人的女性特质的塑造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从作者的成长环境来看,老舍几乎是从小生活在被传统女性包围的环境中。在老舍的童年生活里,老舍的父亲在老舍三岁的时候便不幸牺牲,让老舍从小就缺少父爱。作者从小便是依靠其母亲马氏给人拆、洗、缝、补的微薄收入生存,因此母爱的呵护让老舍终身难忘。老舍曾说:“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洗得雪白。期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长期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1]249母亲和姐姐的吃苦耐劳、勤勤恳恳的品质给了老舍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成为了老舍头脑中完美的传统女性的形象的原型。这一点我们不难在老舍的作品之中,在他所刻画的传统女性形象上看出。
老舍笔下的理想女性除了像韵梅这样传统的贤妻良母外,还有一些具有狭义情怀的女子。比如《四世同堂》中的尤桐芳和高第。尤桐芳,是一个风尘女子,但她却是一个良心未泯,不甘沉沦的女性。她是男人的玩物。她为了在冠家有一席之地,不受欺负,因此练就了她泼辣、坚韧的个性。随着战争的爆发,她虽然是一个孤儿,一个不知道父母与出生地的孤儿。可是,她永远记得自己在沈阳小河沿卖艺的日子,她将其当作自己的故乡。在她心中,她清清楚楚地知道是日本人侵占了她的故乡,是与她不共戴天的敌人。虽然作为她衣食父母的大赤包和冠晓荷对日本人万般讨好,虽然她本可以在冠家衣食无忧,不问世事。但是她最终选择了与敌人同亡。在爆炸声中,她的肉体虽然消失了,但是她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洗刷了自己的耻辱,升华了自己的形象。
无独有偶,高第虽是大赤包的女儿,但是她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姑娘。当她知道父母向敌人告发钱诗人时,她不顾少女的羞涩与矜持,爬墙到钱家报信。高第最终毫无留恋地离开那个鲜廉寡耻的家庭,为将日本人赶出中国而出生入死。长得不漂亮的高第再也无暇顾及自己的相貌,她的脸上反倒有了一丝圣洁而美丽的光芒。在火热的斗争中,高第找到了终身伴侣。
高第,尤桐芳是真正的勇士,她们虽然历经苦难,但她们终将像火凤凰,重塑别样的美丽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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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髦女性:新旧时代背景下的“自我”丧失
        与传统女性相对,从老舍塑造的这类女性身上时,我们可以看出其内心对于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外来资本主义文化的见解。与没有文化的贤妻良母相比,时髦女性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的知识女性,她们多多少少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她们大多具备现代意识和个性追求,她们追求新鲜感,追求刺激,不满足于生活现状,不愿过普通平庸的生活。但是她们的追求却是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者就是什么也不为,只是消极地反抗她们平庸的生活现状。但是一味的追逐刺激,一味地追求享乐,却使她们堕落成没有灵魂,没有人格的傀儡。老舍在塑造这一类女性形象时,往往用嘲讽的口吻,描述她们可笑的装束,给予她们漫画版的描写,“把头发烫的跟窝窝头一样”,“鸡窝样的头发”,“高跟鞋”,“血红嘴唇”,“玫红色背心”等,这些是老舍描写时髦女性经常使用的文字,似乎这样搭配成了不良女性的标志。老舍笔下塑造的传统女性虽然不尽好,但是时髦女性却是绝对的不好!他说,他亲眼看到“在汉口最阔绰的饭店与咖啡馆中,摆着一些像她们的丈夫们演着影戏的妇女。”[1]这些女人描眉敷粉,艳装诱人,露背曝腿,挽着丈夫招摇过市,根本看不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绝对是披着华丽外衣的行尸走肉。“你的头发烫的那么讲究!你的脸上还擦着胭脂和香粉!你的衣服还非常的华丽!”“是的确确未曾关心国事!你若是满腔义愤!你还肯擦胭脂吗?”“以玫红色的背心,或披及肩项的卷发,为浪漫的象征,是死与无心肝的象征!”[1]在《四世同堂》中这类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有瑞丰妻子胖菊、招弟等。
胖菊与祁瑞丰组成一个家庭后,其心思都用在个人享乐与追求时髦外表的打扮上。她还蛮横无理,贪财拜金,甚至随意掌控瑞丰的行为,使得他丧失地位、失去自由、没有朋友,最终将瑞丰牢牢控制在手里,把他从家庭中、社会中抽离出来,成为她一个人的傀儡。“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1]。”后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逼着瑞丰去跑官,逼着他去当日本人的走狗。可是当瑞丰丢了官,她就毫不犹豫地一把把丈夫甩了,另寻目标,很快便嫁给蓝东阳——另一个卖国求荣的大叛徒,一下子由科长太太变成处长太太。不难发现,她爱的和嫁的都是能满足她挥霍、享受生活的官位与钱财,而不是人本身,她爱的最终只有她自己。时髦女性的所谓爱情真谛,在经历她的两段婚姻之路后褪去了靓丽的外壳,露出了其自私、自利、无耻的本质。
而招弟,冠晓荷和大赤包的小女儿,生活在一个虚荣、拜金的家庭中,受她父母的影响,在家庭的影响下,在与日本人的长期来往中,招弟渐渐的开始变得贪图利益,由一个一开始只想追求浪漫的少女,沦为了一个“可以与妓女为伍的小妇人”“她要冒险,尝一尝那种最有刺激性的味道。”[1]甚至她为了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杀害了中国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她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了思想腐化的妇女,最后付出了人格与生命的代价。老舍无情地对胖菊和招弟这类时髦女性进行嘲讽和批评,反映了作者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考。作者以理性之笔深刻地揭示出文明的演进、文化的嬗变绝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过程,而是多元因素共生共存的局面。她们浮华的外表、空洞的心灵,在历史的夹缝中将生命浪费在理想的放逐中。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提倡妇女解放、倡导个性解放的大时代背景下,老舍能够对这种新思想、新文明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的确是难能可贵。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使得女性的精神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她们的许多人从旧道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主动争取自身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出于当时作家的主观愿望的需要,他们主观的赋予新女性形象理想、浪漫的色彩。而老舍笔下的这些新女性是对当时理想、浪漫、神奇的新女性神话的疏离。他更关注的是五四运动以后受新的时代洗礼的女性的精神面貌的变化,以及她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心理与意识,他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现代化与社会进步的同构与互动,同时指出,中国传统文明熏陶出来的女性在历史转折时期既显示了她们进步、优秀的一面,也显示了她们的脆弱性,她们以及我们民族的更生必须经过“凤凰涅槃”,在“淬火”的过程中走向新生、走向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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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三类女性形象的精心塑造,老舍以他的生活经验和深刻观察,总结出那个时代中国妇女的真实处境:“女人永远是男人的附属品。”要改变妇女的悲剧命运,有赖于女性的真正觉醒,有赖于人们精神境界的普通提高。这恐怕是老舍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对我们的最大提示。在老舍笔下,他既赞颂了理想女性身上的那种善良、柔韧的个性,同时对她们性格中的因循守旧等落后因素进行批判。老舍对时髦女性在时代的浪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并不是被时代所左右而做简单的判断,而是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肯定了她们追求身心自由的精神,但对她们追求享受、放纵的思想则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对悍妇形象的塑造是老舍女性形象刻画的成功之处,老舍在基本认同她们身上合理的生命欲求的同时,摒弃了她们在捍卫自己利益时对他人造成灾难的贪欲。而且,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老舍塑造这类人物的目的之一,通过鞭挞她们身上的劣根性来思考传统文化的取舍问题。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作者既批判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的方面,也能够大力赞美其中的积极先进的方面。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塑造这三类典型的女性形象创作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老舍相对保守,相对传统的文化观和性别意识的一面。毕竟,现在具有的文化思想总是来源于传统的文化思想,而老舍先生作为末代旗人,历史的沧桑感尤为明显。正如荆云波所说,“传统的宗教文化思想在长久在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民的观念、行动、信仰、思维方式、怀古状态之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上已经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当然,老舍先生的性别观念还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老舍先生出生在一个贫寒的旗人家庭,他在三岁时就已失去父亲,母亲成为全家的顶梁柱,拉扯他长大。老舍小时候几乎生活在纯女性的环境中。母亲及其姐姐们的影响对其及其重大,可以说她们塑造了老舍头脑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老舍先生的文化观,性别意识表现在他小说创作的女性上,他的女性观难以排除历史文化积淀的男权意识,包括老舍先生自己自觉地继承和不自觉残存。老舍赞赏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就如前文提到的理想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特点是在外貌上美丽端庄,在性格上善良,坚韧,在为人上温柔贤惠,勤俭持家。这是老舍自觉继承传统男权文化合理成分之处。作者在《四世同堂》中塑造的韵梅、高第、尤桐芳就是这类形象的代表。与此相反,作者嘲讽、批判那些虚荣、堕落、乖戾、贪图享受的女性,《四世同堂》中大赤包、招弟、胖菊子是这类形象的代表。当然老舍的创作中还有存在一些不自觉的男权意识的残存。从作者《四世同堂》中的描述中存在的大量男权话语方式,并且都是以男性的眼光和想法看问题,男权意识充当着评判对错的标准。
总之,当我们从性别意识、文化的角度去考察、衡量老舍的作品,尤其是他的经典名著《四世同堂》时,我们就会对作品中的深意及老舍的思想价值、思想判断又有新的领会。就老舍在《四世同堂》里塑造的女性形象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老舍文化审视的角度很广、文化选择也存在着多重性,老舍正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化眼光,趋于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女性观来评判、描述他笔下不同的女性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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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老舍.老舍全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三联书店,1996
[3]、樊骏.认识老舍[J].文学评论.1996(05)(06)
[4]、李玲.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06)
[5]、王桂妹,郝长海.传统品格的坚守与重塑──论老舍小说中的女性观[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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