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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小波笔下女性人物形象研究

发布时间:2017-01-16      文章来源:lunwen5u.com

引言
王小波的创作,无疑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重大文学现象。他作为年青一代的精神领袖,其“伟岸”的形象愈来愈深入人心。因此,王小波的名字也随着大众的传播而驰名当世。就王小波作品的文学感染力和他个人的精神魅力,甚至还在网路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热衷追随他的“王小波门徒”。也使得王小波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各个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从王小波离世至今,围绕其记叙、评论、研究就多至500余篇。然而目前,鲜有人对王小波小说中的各式人物作出详尽的探讨和分析。大多数评论者的目光还只是局限于投射在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王小波热”的大众传播效应以及对文学的解构上。即使有文学研究家触及,也是停格在对小说中男性人物的分析上。相对来说,大多数的研究者仅将王小波作品中女性形象作为他们所研究主题的论据如浮光掠影般带过,而非其研究的真正目的。但也有廖若星辰的学者对王小波笔下的女性形象做出不同角度的分析,如李爽的《女性的自我救赎-一王小波<黄金时代>中陈清扬的形象分析》就是从一特定的作品中抽出某一位女性形象进行全方位研究。也有研究者对王小波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与现实意义做出分析与阐述,如刘冬玲的《论王小波的文革小说》就以论述小说中女性与权力的关系而强调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女性往往是以执行者的身份充当着当时权力意识形态;同样提到女性人物在阐述小说思想中的核心地位的还有学者张入云的《伪书作者或无我之歌-一王小波小说艺术综论》。而本文则将着力对王小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开大框架的梳理,阐释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将其分为具有代表性的三大派别,以其他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处理来对比王小波他笔下对女性形象的阐述,从而进一步呈现王小波作品中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意识。
   
第一章  王小波及其写作
   王小波,男,1952年在北京出生,却在1997年因突发心脏病而不幸辞世于北京家中,享年45岁。尽管他是唯一两次获得「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除了艾晓明、戴锦华等内地文坛中少数学者对其作品的肯定外,就王小波生前,他的作品在内地也只是门可罗雀。但自王小波离世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王小波研究热”却在国内文学界悄然展开。就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浮华和喧嚣的形式下,若想一夜之间浮出地表被众人所熟知,其中缘由甚是复杂,需要的是非常之人或有非常之事。
   在王小波不幸辞世的同年5月,王小波代表之作“时代三部曲” 被花城出版社出版。由此,王小波带着其经典作:《黄金时代》、《红拂夜奔》、《万寿寺》等,在全国上下刮起一股又一股“王小波热”的弄潮儿。要知道,“王小波热”绝非擦枪走火,自然是符合着中国文坛的某种规律。王小波生前虽然“名声在外”,却并不被大陆文坛所接受,作品几经辗转仍旧无法出版。而就在这位作家风华正茂、思想成熟却不再甘于缄默之时,他的遗憾离世却似乎突然使他从内地的无人问津和不被接受转变成为倍受瞩目与追捧的热点,莫名成就了其生前的梦想。因此,这位在文坛之外并保持“特立独行的猪”也为自己赢得了“体制外高手”“自由思想家”等众多赞誉。十多年来,大批文艺青年对王小波的写作风格进行模仿和创作,但几乎无人超越。著名学者戴锦华先生对此的看法是:“王小波则是在偶然与误读中被纳入传媒文化人网络,为传媒所钟爱,借用作家本人的说法,是他‘反嫡’选择中的偶然的‘嫡增’现象”;“王小波作品跳出了其同代人的文化怪圈,似乎一劳永逸地挣脱了同代人的文化、革命与精英情结’,从而赢得了绝大而纯正的精神自由”。
总的来说,想要系统性的去把握和解读王小波的作品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且要把他的小说纳入可解释的框架内基本也是纯属妄想。王小波的文学创作极为独特,他虽终其一身推崇罗素的自由主义思想,使他的创作极富有想像力。他与其创作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追求一种回归天性,自由不羁的精神,但其中又不乏理性的思考。在写作思想的传播上,王小波以自由主义的哲学理念和谨密的逻辑思维,去思考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设置以及生活对人性的禁锢与背离;在叙事手法的运用上,王小波经受历代诗人的精神洗礼,追求一种格外独特的诗性的语言;然而在创作小说上,王小波则受其文学偶像卡尔维诺小说创作的影响,以生活的“有限”和“负重”为写作前提,透过故事去追求“无限”及“轻逸”的叙事理想。因此他的小说中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又兼带一些厚重的诗意和浪漫的情怀。
王小波早期的创作虽然并未在当时发表,但其创作的立足点却早已显示了他的艺术意蕴及发展的方向。《战福》、《这是真的》、《绿毛水怪》、《天长地久》等王小波初期的作品已经初步呈现了其以反讽精神,从两种不同小说精神的侧重颠覆了当时文坛习惯上的审美。一方面,这些作品体现了作者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与反思;而另一方面,初步展现王小波面对残酷现实想要重建精神家园的愿望。也就因为这些早期作品与当时文学审美不相匹配,王小波对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的追求和独特的文学表达便也得到初步体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王小波创作的高峰期与成熟期,在1980年代将要结束之时,王小波通过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及其系列完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解释,既包括对自我存在诸多要素的确认,又包涵了对一切影响存在的因素等抗争。1992年,辞职后的王小波全身心投入在他的写作事业中,由此也迎来了王小波创作的巅峰时期。直至1997年因病辞世,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中篇小说《白银时代》和《寻找无双》、《万寿寺》、《红拂夜奔》等集结为的《青铜时代》,随后又开始创作《黑铁时代》诸篇。在一系列的作品中,王小波“以一种永恒性到时空结构,从过去通向未来,全面审视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本质,以及无法摆脱的尴尬命运”1,完成了他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王小波在小说中以喜剧性的批判意识和幽默的反讽语言支撑起独特的精神家园,他的创作“集悲剧精神与喜剧思维于一体,将存在的荒诞与叙事的幽默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王小波独有的叙事格调。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富个性语言氛围和跳脱的思想下,王小波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性格各异但分别又饱含着各自不同的现实意义的女性形象。
 
第二章  王小波作品中女性形象的三大派别
第一节  权力象征
王小波在作品中创造过诸多女性形象,倘若按照当时文坛审美的惯性思维,女性人物大多都作为低层苦难阶级和不幸命运的化身出现在各个文人墨客的创作里。但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却有部分女性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出现,拥有着高高在上的地位与权利,在其占有的领域内兴风作浪,仿佛不受旧历史背景和封建思想的束缚。她们为独享权益而践踏他人的自由,以压榨跟强制他人为生活乐趣。像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在王小波的作品中不足为奇。以《万寿寺》中的老妓女为例,在《万寿寺》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妓女身为社会底端之人,生活几十载都是靠着出卖自己肉体过活。虽然她在小说中的初衷仅是想唆使薛嵩去荒无人烟的湘西当节度使,从而利用薛嵩去彻底改变当时那卑贱的生活地位。可自从薛嵩在湘西扎稳凤凰寨后,终日为抢得苗女红线为妻而忙碌计划和制造各种精美的刑具。也正是这时,老妓女顺势成为了凤凰寨的实际掌权者。权力始料未及的落入老妓女手中,使得她在当时封建社会中的地位骤增,初尝到甜果的她自然也就不再想放弃。所以,当老妓女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将要受到威胁时,就试图请刺客去了结薛嵩的生命。
在过去的封建社会时期,妓女若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一贯方法就是依靠男性。如《寻找无双》中的彩萍,依靠其爱郎王仙客的帮助才得以赎回自由之身。但与《寻找无双》不同的是,在《万寿寺》中,曾在社会里受尽凌辱的老妓女在凤凰寨依靠薛嵩改变生活地位后又掌握了大权后,为了不使其悲惨命运重蹈覆辙,她又再次寄希望于名义上掌握实权的薛嵩的身上,希望任薛嵩由她来摆布。因此,当薛嵩为抢取红线而过多的花费精力时,老妓女也未曾想过要加害于他,反而是薛嵩所做的囚车与刑具即将完工、红线唾手可得之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地位将会受到致命的威胁。老妓女若是害怕薛嵩成人后危及其现有的权力地位,雇刺客刺杀薛嵩是对曾经欺凌自己的男权制度的报复与对抗的话,那么,她把打击面扩展到红线与小妓女则表明她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悲剧的根源,她其实仍然是男性的附庸。掌权后的老妓女把实施权力的目标锁定在小妓女身上,除了因为小妓女的到来“摧毁了老妓女建立的经济学秩序”,还因为整个凤凰寨只有她与小妓女两名女性,而小妓女无疑是弱小者。她之所以不敢像虐待小妓女那样虐待那些士兵,不仅是因为他们之前是长安城里的无赖,不好对付,更主要的是他们拥有男性的性征,她如果对他们动用武力的话,不仅成人后的薛嵩不会放过她,就连她自己的衣食来源也因此而断送了。但是,作为凤凰寨的实际领导者,她若是不对人动刑,就难以显示自己的地位,于是最弱小的小妓女就成了牺牲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老妓女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她既痛恨男权制度又不得不依赖于这种制度,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她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人格的独立。在老妓女身上,体现了中国女性的悲哀,她们实际上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走,要么被人压榨,要么压榨别人,或者二者同时进行,既被强势者剥脱,同时又不失时机地剥夺比自己更弱小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与王小波憧憬的众生平等相去甚远。
第二节  弱势群体
这一类女性形象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出场数量较多,她们生活社会的最底层,受尽屈辱,饱尝辛酸,不仅没有话语权,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受到严重考验,生存状况十分严峻。在《万寿寺》里,王小波称红线是“自由派”,老妓女是“学院派”,却没有给小妓女划派别,按照笔者对王小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划分,小妓女应该属于“弱势派”。在湘西凤凰寨,小妓女为了生存不仅要接待薛松以及所有兵士,还要被他们鞭打,还要接受老妓女的欺辱。当兵士们烦闷时,小妓女就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而此时的小妓女只是说了句“怎么又是我?”,然后就不得不接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至始至终小妓女都没有做出过任何形式的反抗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她只是不住地讨饶。她唯一的理想就是早口积攒起钱帛,然后逃离凤凰寨,可这种愿望在她心里也只是昙花一现,她始终没有走出凤凰寨。小妓女形象集中地体现了女性弱势群体的悲哀,她们永远走不出象征男权的塔。甚至可以说,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弗洛伊德对于受虐狂形成的解释:“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王小波小说中的女性弱势群体其实可以细分为两类,即反抗的和不反抗的
第三节  自由化身
    自由,尤其是消极自由,在王小波的笔下其实可以等同于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在王小波的经典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里解释得尤为详细:“我己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有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人应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从这些王小波自己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王小波所秉承的的确是西方消极自由一派,其底线是主宰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人安置生活,被当做行货。在《地久天长》中,大许与小王这两个男性形象比起邢红来,都显得较为柔弱,这似乎可以说明,王小波的自由主义理想其实更多地是寄托在女性身上的,或者说王小波认为只有女性首先获得了尊重,获得了平等与自由,整个人类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建立在众生平等基础之上的自由。。在《地久天长》,王小波借用邢红之口说道:“你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是为了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不光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这“爱的艺术”其实就是让王小波魂梦系之的“消极自由”,即“不被强迫做任何事的自由”。 从邢红身上,我们看到了王小波从一开始写作就主张个人自由,同时认为这种自由只有通过积极的抗争才能获得。小说中的邢红不仅个人得到了自由,还身体力行地感染了在权力面前畏缩不前的大许和小王,从而建立起了一个鸟托邦式的三人社交圈子。这当然只是王小波的一种理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相对自由,因此,回城不久的知青王小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憧憬自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小波同时也意识到这只是表面的平静,要想真正地让每个人(尤其是女性)都受到尊重、都获得自由,尚需要全社会不断地努力。《地久天长》毕竟是王小波的早期作品,作者本人对自由的理解尚在摸索之中,因此,邢红身上难免会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这种理想主义其实仍然受到权力的制约。邢红他们能够获得那短暂的自由,出了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之外,还有许多外部因素的作用。  随着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王小波对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由女性主义的理解日趋成熟。自由是相对的,也是相互的,只有在个人的自由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基础之上,才会有更多的人得到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王小波看到的更多的是,民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他们显然都不是王小波认为的自由的人。然而,想要成为自由的人,就必须像那位“猪兄”一样,“无视对生活的设置”,也就是对权力的藐视与抗争。
第三章  王小波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处理
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男权文化一直居于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造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差异与女性的特殊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渐渐演变成一种潜在的社会政治,在文学中有所体现。80年代末兴起的宏大叙事中涌现了一批杰出作家,他们被分成两大创作团体---一右派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这些作家将下乡的经历写入小说,突出表现了“文明与愚昧”的碰撞。研究者许子东曾归纳过此类主题的叙述模式,经过研究发现成就最突出的作品一般都与女性息息相关,一类是男主人公忍受苦难,被民间女子所救,比如路遥的《人生》,古华的《芙蓉镇》,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另一类则是男主人公忍受精神苦难,被知识女青年所救,或女主角在灾难中被男知青所救。由此可见,女性无论作为救人还是被救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只有被英雄类男主角需要时才会出现在知识分子叙事中。男性似乎一直被作为写作的中心,作家们在写作的潜意识中构建了一个属于男性的神话。站在性别意识的角度上审视,很多男作家笔下的女性都成为了“非历史”的存在,女性在很多男作家的笔下未能体现出清醒的自知、自立意识。相对于男性,她们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只有在男主人公“性”的意识出现时,女性的存在才有了些许的价值。譬如张贤亮,无论是《灵与肉》中对男知青盲目崇拜的传统女性秀芝。同样,莫言的《丰乳肥臀》也是一曲妇女为男人奉献自我的颂歌,上官金童即使沦为配角,却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他虽有缺陷还是处于家族的高位上,莫言在文本中“对上官金童不无讽刺和批评,但这不妨碍他把上官金童作为闪耀着灵性的男主角” 女性作为主角的书写也不能改变她们被边缘化的命运。
     文学中的女性仿佛一直在为男性而活,在《王小波十年祭》中,李银河谈到人们喜欢王小波或许是因为他的平等精神,“王小波最讨厌任何将人分为等级的事情…无论在口常生活中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最厌恶将人分为等级的做法。他甚至不喜欢听像“使命”、“拯救”这类堂皇的词,觉得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高级以致有资格拯救任何人的灵魂。在现代社会,平等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价值。”因为对平等的坚持,使作家自觉在写作中为压抑下的女性正名,王小波小说散发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气息也是强烈而新鲜的。作为文学界一直被讨论的焦点,女性如何才能同男性一样,平等地作为行为主体进入到宏大历史叙事中来。女性不再仰视男性,作家也不再忽略女性,这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课题。
第二节  王小波作品蕴含的女性主义
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是一位著名的女社会学家与女权主义者,有研究者认为李银河的一些著作与王小波的小说作品可以形成“互文”,而王小波本人也在杂文中清晰地提到他在两性观点上受太太影响。作家的两性意识赋予其笔下的女性角色以独特的文学价值,因此,探析文本中潜在的性别意识成为解读王小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一个维度。
     在对待两性态度问题上,王小波认为男女的性别特征只存在差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作家若真正站在男女平等的立场上,应该创作出多样化的女性形象,而不应被定式审美束缚。换言之,性别角色的定式是对两性的压迫。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女性从没有固定的标准,作家塑造的女性类型多姿多彩:有X海鹰;近似中性的革命女性,如X海鹰和《未来时代》中的女警察;有传统的旧式贤德女性,比如李二娘;不贤良的女性,比如被王二称为“悍妇”的二妞子和怪异蛮横的小蛮婆“红线”;不宽容的女人,比如经历过婚姻失败的追求完美的“小转铃”;。作家在写作的潜意识里向我们传达了一个观点----一人的性格特征本质上与这个人的阅历和视角有关,而非性别使然。在王小波的笔下,一个女人,可以拥有智慧和理性的头脑,可以有雄心壮志,同时诗意地活着;男人也可以中意于浪漫的栖居方式,而且热爱思维的乐趣。世界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任何事物都处于千变万化之中,更何况会思想的人王小波笔下的人物让我们领会到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真实性的完美结合,因为人本身就是作为复杂的精神个体而存在的。他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独到见解和审美情趣使得缤纷的两性之花盛开在读者的心中。
    在作品中,王小波所赞许的女性绝非悲悲戚戚的弱女子,相反,她们往往对自身有清醒的意识,对未来、时局有着冷静的见解。虽然处在被愚弄的命运之中,但她们作为主体却具有自由的意志,能够以自身为根据,进行自我决定,且这种决定不会被外界的舆论干扰。她们虽不能澄清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却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为实现自己的权利去奋斗,哪怕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世间万物没有什么能束缚她们,教条不能绝伦,是活生生的诗意,是有趣的,爱情不能,性也不能。她们特立独行,勇悍“人”。她们无视生活的设置,亡命战士,波的杂文自己也不做生育机器,她们的人生是属于她们自己的。既不要别人做她们就像王小《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的猪一样,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追求自由的荆棘路,虽然变成了“野猪”,没了所谓的“文明”,但是逃离了居心巨测的人类,冲破权力世界强加给它们的束缚。小说中的女性始终是自我话语权的掌控者,她们自信,向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勇敢前进,不怕失败,在对待情感方面,她们忠实于内心的情欲需要,必要时发动对虚假“道德”观和权力话语的挑战;在对待外界方面,她们不甘于被愚弄的命运,坚持自我救赎,是机智的“行动派”。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主体意识并非是“无性化”或者“雄化”的,在积极反抗压抑的同时,她们仍然保留了身为一个女人柔软而风情的一面。她们有悲悯之情,有生活情调,为心中的另一半永远保有爱的激情和力量。所有这一切,都是作家立足于一个完整的女性的角度,对微小个体的生命尊严和精神自由的赞赏。
   人人都在控诉传统文化附加在女性身上的精神创伤,但是又有谁真正将女性放在同男性平等的地位上去解决男性与女性的落差问题。王小波所说虽略显刻薄,但女性真正需要的不是施舍或者社会的同情,而是自立、自强,一味地安抚、补偿,只会让女性永远处在“第二性”的精神困境中不能自拔。在小说中,王小波不仅对旧式男权思想及造成女性降为第二性的客观原因有着深厚的解构能力,而且对女性自身的负面因素不乏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独到的剖析。在王小波的文学世界中,读者却很容易从中捕捉到时代的印迹与人世的沧桑感。王小波在创作女性形象时,特别强调女性在独特时代与文化背景下的生存体验,在时间、空间跨度很大的小说中,女性的情感和命运都与时代的印迹和人世的沧桑相勾连。对于社会和文化给予的压抑,女性应该学会适时反抗,王小波笔下女性的反抗,无论是最后选择用“自杀”来逃逸管制的红拂,还是用追随“绿色的爱”来反抗庸俗的小青,将自己爱上王二轰轰烈烈写入交代材料的陈清扬,她们的身上往往带着一些“玩味”的意蕴,遵循着权力的规则但又调侃着权力的布施。们的另类反抗中,自由生活的渴望,我们看到了作家对权利意识的解构,对至真至纯至美的爱从她情与也了解到女性反抗荒谬世界的独特方式。她们的叙说,坦诚且有力地向读者呈现了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重大影响,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她们所承受的不能言说的精神之伤。作家不回避现代女性的困难处境,用文学的方式写出了当代女性面临的两难处境。这一切完全出于一个男性作家的理性审视和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对承受苦难的中国女性的关注,这无疑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结语 
小说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了突围,为女性人物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女性得以和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对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传统身份进行挑战,作家采用双性视角的抒写,使读者能够站在女性的视野去审视男性,从而建构了全新的女性审美世界。在他笔下的女性自知自省,对于自身境遇有着理性的思索和自我价值的清醒认知。王小波塑造的女性形象展示出他对于人生存的多种可能性状态的探索,他对女性与权力抗争的历史叙事,唤起了人们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和未来生存前途的理性反思。她们以自己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境遇折射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不同时空的对比中、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映照中明了人性的本来面貌,同时作家对人性本真的尊崇也使我们看到了他超越世俗的人文关怀。其次,他对于女性渴望驾驭自己的命运,但最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婚恋幸福的根源也在小说中进行了潜在的剖析。正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上的劣等地位,女性自身弱点的束缚以及男性视阀的观照使她们不能摆脱自身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女性若要摆脱进退两难的困境,就要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争取自己作为女性的所有权利,走一条高尚的、有创建性的自我完善和精神独立的道路,竭力摆脱权威力量的束缚和禁锢,确立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身份和尊严,最终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前提下同男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完美契合。只有这样,两性关系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这也正是王小波所一直渴望的两性之间最理想的存在状态。由此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时时关心女性处境,满怀仁爱之心,有良知与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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